2014年12月1日 星期一

大樹變奏曲

一個關於教育、社會化與自我的生命故事


[好讀圖文版請見青聲誌第四期]
採訪撰文/李盈萱 大樹是個細膩的直線條,充滿活力與領導特質的屏東孩子。在國高中的求學過程中,我們許多人承受著萬般的無聊與痛苦,不知為何,硬是要跟著制度的安排,咬牙完成一個接著一個的學期。大樹,卻不是這樣。看不到讀書的意義何在,她就斷然放下,去做有興趣的事;等待目標形成了動能,再全力投入。「勇敢」不是用來形容她的本性,而是從她身上,看見另一種求學態度。 大樹,愛往山裡去的東吳大學社工系系學會前會長,曾以「反漲學費、監督東吳地下餐廳外包案」等政見參選東吳學生會長,最後以些微差距落敗。 序章:屏東的放牛班   大樹成長的地方,位於屏東潮洲一個鄰里關係緊密的小村子。每個人都是叔叔阿姨。小孩不認識大家,但大人們一眼就可分辨小孩出自誰家。大樹說:很可怕。我都不能做壞事,大家都會去跟我媽告狀。國中的時候,我帶同學到隔壁鎮去看病。老師叫我帶他去看醫生。我們就先回他家拿健保卡,但他心情不好,我就陪他聊一下,看完病後就先溜去吃豬血湯,又去吃了冷熱冰才回學校。因為我們村很多人都在那個鎮工作,我媽從頭到尾都知道,而且是三四個不同人跟他講,「你女兒上學時間在吃冷熱冰」、「你女兒上學時間在吃豬血糕」。 憶起國中生活,大樹說自己的國中念的是放牛班──儘管礙於教育部禁止能力分班的規定,學校並不明說哪些班級是菁英班、哪些班是放牛班,但是教育資源的分配與學生的家庭背景卻說明了一切。學生們入學一陣子後,就會發現某幾個班素質最差,大樹所屬的班級與比鄰的班級就是全校最差的。反觀獲得最好師資的菁英班,巧合地聚集了鄰近許多學校校長或主任的孩子,到了二年級、三年級,全校模擬考的前十名都出自這班。學校對於轉學生,也是用相同的分類系統,若是南榮國中轉來的學生,就安排在菁英班,隔壁光復國中因耍流氓被勸轉學的學生就進入放牛班。即便在放牛班裡頭,也還要進一步能力分班,英文與自然科要分組跑班上課。「超靠夭的。連放牛班都還要分厲害的跟不厲害的……我長大才發現這根本就是違法的」大樹說。 放牛班除了學業成績不佳外,另一個特色就是很多流氓混混,學生經常翹課。大樹認為某個程度要歸咎於學校能力分班的潛規則,已經先劃好哪些是要在乎的學生,誰是要放棄的學生,「這些班可能本來就比較差,又碰到比較不認真的老師。老師也知道他帶的班比較不好,他已經有了這樣的認知,怎麼可能好好的對待學生。」 第一樂章:讀書是為了什麼? 雖然在屏東的國中念的是放牛班,但大樹為了離家遠一點而拼上了高雄市立三民高中。身為同學中屈指可數的鄉下小孩,課業成績落後使她對「唸書的目的」產生越來越多的質疑。一個原因是對教學的方式不滿,「我覺得這不是學習,很無聊。那時成績的落後也是個原因啦,鄉下小孩的水準跟都市還是有差。」 大樹開始思考她與教育的關係,她如此描述:「教育到底是發生甚麼事?為什麼我要考試?為什麼我要念書?都沒有人告訴我。我又不是像很多人志願是台清交,所以念雄中才能讓你踏上台清交。我又沒有這種東西,我也不知道我大學要幹嘛,也不知道我要讀什麼,我只是為了要逃離家裡所以逼自己考好一點上高中。我真的沒有目標耶,所以人家說要考大學,對我來說很空泛,根本不清楚為何要在這裡做性向測驗?為什麼你說我適合做人文工作以後我就要做人文工作?當時管樂社的興趣跟學校課業也沒關係,可是我離不開這裡,不知道讀下去要幹嘛。所以二年級下學期我就都不去學校,等我曠課時數快滿到快退學時,爸媽就妥協來辦休學了。休學後賴在家裡一段時間,因為不知道人生要幹嘛,那時候有點混亂,壓力很大、情緒很低潮,就關在家裡一陣子。一、兩個月後就又跑出去,想要玩音樂,做有興趣的事情,就開始辦音樂祭。」 第二樂章:「做自己」與社會化的交互作用 高二下休學後,大樹到了一家企劃公關公司工作,經常辦演唱會、社團成果發表會等活動,結識不少高中生、大學生。這些學生發現大樹年齡與自己相仿,卻沒有把高中學業完成,在他們的世界觀中,大樹的狀態似乎很奇怪。「那你不讀大學,以後要怎麼辦?」一位高中生這樣問她。「這話讓我非常不舒服,誰說沒讀大學就沒未來。」大樹說。 但另一方面,工作的疲累也讓她開始欣羨學生生活,大學生活尤其看來多采多姿。大樹說自己其實是個愛唸書的人,只是愛唸的書不是教科書。高二時,對學業感到極無聊的日子裡,很常看武俠、推理或是翻譯小說;休學後,類似「惡童日記」等刻劃主人翁如何在破敗、渺無希望的環境(如二戰後的歐洲、精神病院)中自處的文學作品,格外吸引當時處於心境低潮的大樹。大學,好像就是一個可以不受教科書標準拘束,自由讀自己想唸的書的地方。 企劃公關的工作不同於以往學校社團可以只專注在音樂上,還無可避免地碰觸到社會現實的運作規則。比如說,辦類似規模的演場會,公司若是向政府單位承接案子,就可賺進很多錢。這樣的事情在道理上根本講不通,很奇怪。見過這些後,大樹逐漸有種「要改變就要掌握權力」的認知。那要如何才能掌握權力呢?工作上認識的學生聚餐時,碰上同桌有台大的就會引起一陣羨慕與崇拜的驚嘆。「要上大學、唸台大」的想法越來越清晰。 「我在工作的過程中被社會化了。」大樹說,她原先難以理解大人把社會上的遊戲 規則帶進學校、強加在學生身上的做法,但工作後,這套規則卻自然地內化了。唸書,唸大學,唸台大,得到權力,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。 第三樂章:多重教育經驗 殊途?同歸? 由於原本的學校不希望大樹復學,她太久沒讀書,也錯過轉學考時間,不可能考轉學考,所以她找了一間離家相對近、位於屏東市的私立綜合高中。這是一所有普通科的私立高職,大樹在高職部待了幾天,就轉進心儀的普通科,開始奮發圖強。這次,有了較高的動力,她改變在高雄無心唸書的狀態,加上高中老師教學態度與同儕的學習氛圍也讓她的成績迅速提升。她描述這段轉折的經驗:「高雄功課很差的時候,老師就滿放棄我的。因為他們人很多啊,三、四十個,我狀態不好,老師也沒辦法顧我。可是在屏東的時候就不會,老師都願意為學生付出心力的。這是學校地區差異:在高雄,沒有什麼月考前讀書,大家都自己去補習班,可是在屏東,大家考前會約去學校讀書,早上十點開始,我教生物,因為我生物很厲害,誰數學很厲害,換他教。我們沒有補習班,就靠自己,那個學習氛圍很好,老師也不會嫌你笨。  高雄的時候很明顯,老師喜歡去辦公室找他們的學生。這是一個很大的一般高中,數學就有數學科辦公室,自然有自然科辦公室,辦公室跟教室在不同大樓。可是在屏東的時候只有兩個班,老師人數不多,所以大家跟老師關係都很好。普通科旁邊就是普通科辦公室,不同科的老師都坐在裡面,學校的規模也影響到學生跟老師的關係。  我覺得真的是屏東讓我人生開始有機會。一年沒讀書其實是很可怕的事,而且高中念得又是很死需要長期累積背誦的東西,所以我一開始都考零分。第一次月考,我對物理老師說,「老師,你講什麼我都懂,公式怎麼推演出來的我也懂,可是我不會算」,因為我真的太久沒有讀書了。而且我在休學前就已經放棄我的課業了,老師下午花了一個半小時,重新教我十字交乘法。他們沒有人因為我第一次月考時都考零分就覺得我怎樣。可是如果我在別的地方,我就會因為考零分被別人說很笨,老師也不想為我花什麼心思。就是因為老師連十字交乘法這種國中的東西,都肯帶我再複習一遍,我就覺得很感動,我才開始認真讀書。 我們班有32人,我就這樣在一個學期內從倒數第四到第四名。我當時的班導師也是這種老師,不會一直灌輸升學主義,他很注重學生的發展跟個性,真的把我們當孩子般照顧。但是這種有良心的老師是少之又少,就算老師這麼好,教育環境裡也沒有多元發展的空間。」 不只是唸教科書,還有怎麼活用教科書的內容。有次舉辦科展的機會,學校老師們沒打算主動指導學生參加,但是大樹跟同學們硬是組了一隊。「我們屏東這所高中的學生都很反叛」,她們注意到課本上說過用人造濾紙提煉縲縈這種纖維,就想嘗試用天然的材料來提煉,比如說香蕉皮、甘蔗渣、厚紙板等。學校有間廢棄不用的化學實驗室,隊友們就將裡頭的各項粉末、溶劑都拿來測試,把課本上各種化學反應式都操作過,甚至還製造過炸彈!老師每天偶爾會來觀察一下,確認學生的實驗不會太超過。一邊讀書,一邊實作,大樹跟同學們的科展生活充滿樂趣。大樹回憶起這樣的學習經驗,有感而發:「我現在超討厭十二年國教的原因,是覺得我們還跟不上那個想法。教改的時候我還滿支持建構式數學,因為華人真的很愛偷吃步,背公式套題目,可是並不知道公式是怎麼來的。我當時很幸運,物理老師跟化學老師都會從頭講,什麼白努利定律從一開始怎麼導出來的。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學習,可是我們都不這樣做,因為這要花很多時間,而且不一定有效果。我們在乎的效果不是學習是成績,不斷教學生怎麼考試。我們還沒有多元的概念,整體台灣還是升學主義凌駕於所有的價值,在這樣的狀況下談多元升學,對學生只是一種折磨。」 無論在都市或鄉下,分類還是存在。屏東的學校,也在分類。大樹上課的教學大樓,集合了普通科與各個職業科(電子科、日文科等)的菁英班,僅僅隔三四個車道寬的大樓,則是職業科非菁英班的教室。兩棟樓,兩個世界。所有的課程都分邊上課,雙邊都被校方告誡不要互相往來。少數雙方會交流的場合,便是全校性的體育競賽。職業類科班級總是獲勝,嘲笑菁英班們體力孱弱,菁英班則諷刺職業類科「四肢發達、頭腦簡單」。兩邊互看不順眼。  大樹高中時擔任學校輔導室的志工隊,經常要到位於職業類科教學大樓的學校處室走動。經常目睹下課時有人受霸凌,有人的書包從樓上被丟下來,有人在一樓廣場打架,整棟教室所有的窗戶上上下下萬頭鑽動、鼓譟歡呼。自己國中時分在放牛班,高中卻被歸類在菁英班,自己所屬的分類或學科分組獲得的教育資源明顯較好。「真的很噁心」大樹說:「能力分班對那些本來能力比較好的人有好處。因為在這個社會只看重一種能力,在學校分班表示你只在乎那個能力。能力不好的人,我講白一點,學生的資本累積是什麼,就是分數嘛。沒有條件累積那個資本(分數)的學生,就會被丟在後面。可是你其他好的能力也不會被注重。這種被否定、被放棄的挫折感,在一個人身上累積久了是很可怕的事。我覺得我們憑什麼在那邊說誰很流氓,哪個小孩混混。這些跟我們真的都沒有關係嗎?這跟我們這個社會怎麼看待他們都沒有關係嗎?為什麼會去混流氓的都是分數差的?我覺得這不能只怪學生不讀書所以就去混流氓,是我們把他們逼到不會讀書,所以只好去混流氓。他們其實有其他選擇,可是不知道這些選擇在哪裡,也沒有人給他們這些選擇。所以他只能去混流氓。   每次做性向測驗,講得很好聽,要幫助學生認識自己,但是講難聽一點就是限制學生發展的可能。台灣長期就是這樣耶,為什麼女生寫出來的性向測驗都比較偏社會組,不是女生真的比較偏社會組,完全就是教養的方式讓女生對機械沒興趣。我小時候很愛拆東西,爸爸就說你是女生你不行,還會斷電不給我看電視,還會把門綁起來,確認我不會出去。我會打開一點點研究他今天怎麼綁,出去樓下找到總開關。但是我第一次在三民高中填組時我也是填社會組,因為人家都說女生填社會組比較好,像我比較關心人文的,選社會組比較好。但我後來回屏東讀三類,也讀得很開心,發現怎麼物理那麼好玩。這種分類反映的只是學生測驗當下的狀態,這個狀態有太多事情要被探討,但都會影響學生之後的選擇,包括:怎麼被養成的、生活環境、家庭背景等,都會有影響。」 高中生活的尾聲,大樹的分數似乎可以上國立大學,對一家屏東私立綜合高中而言,這是難得的榮耀。但是大樹卻執意要選填私立東吳大學的社工系,學校的主任及老師多半難以理解。她覺得,校方只在意榜單中有多少錄取國立大學的名字,而不在乎學生真的想要讀什麼、想要過什麼生活。「從小到大,大家都只會問你長大想當什麼,可是沒有人問過,你想當什麼樣的人?我們不斷用框架框住人,他能夠有創意,可以有發揮,只能在那個框架裡。我覺得好可怕,我當保姆照顧小朋友,冰箱上貼了一些他們做的勞作,有點像沙畫,你唯一能變動的只有顏色。最厲害的小孩就是一個區塊不會只灑一種顏色,會亂灑或有漸層之類的。可是不管怎麼樣你只能在這裡發揮,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」 第四樂章:災禍降臨 撞擊學習的意義  大樹回到高中時,曾懷抱著要考上台大、獲得權力、改變世界的目標。但是,到底具體要唸什麼學校、科系、要改變什麼,都還相當模糊。準備要升上高三的暑假,莫拉克颱風重創了南台灣,大樹的家鄉屏東是重災區,許多兒時朋友紛紛傳出失蹤、過世,她不禁再度開始強烈質疑「唸書到底能幹嘛?」。因為感覺不論再怎麼努力,一次天災就什麼都沒有了! 大樹住家對面的小學,有民間就地組織起來的臨時救災指揮中心。物資與來自各單位的人力不斷湧入。但是來協助的人力多半是外地人,難以久留,資訊與經驗容易有斷層。在此情形之下,每天都會到場幫忙的大樹就成為指揮中心的重要幹部。救災期間目睹許多人力與物資被浪費的黑幕。如平民的三層樓都還淹在爛泥裡,軍方卻出動一群人幫有鄉代背景的災民水洗庭院。後來,大樹認知到生命無常,加上接觸到前來協助救災的師生,她越來越具體地描繪出自己對未來生活的想像──實務的助人工作。對大樹而言,社工能看到人的處境及其所背負的社會結構,助人工作就是改變社會。 第五章:社工是「社會」工作者 聽聞東吳大學社工系以實務聞名,高三開學後,大樹充滿幹勁地讀書,周末仍上山協助災後重建。果然最後如願以償。大一時,她當上系上一個營隊活動的組織者,一改志工多半只能聽命辦事的風氣,採取平等、參與式的工作籌備方式,因而意外受到同學歡迎。但大樹發現,類似的權力關係也存在系學會中,為了改變這種現象,便一股腦兒報名參選。擔任系學會會長的一年,大樹參與許多校外的社會運動,包含反對教育部漲學費行動的「反教育商品化聯盟」。東吳大學校方是贊成漲學費的,「使用者付費、私有化提升品質」價值觀,也改變了校內的發展。如校方開始計畫向學生社團收取空間使用費、校園餐廳招商方式改成由一家大公司統籌發包。大樹眼看前任學生會對這些措施毫無警覺,又決定參選東吳大學學生會長。後來,雖以些微之差落敗,她仍積極關切校方與現任學生會的作為。 開始念社工系後,大樹發現,有許多社工界的學者、同學認為社工就是服務個案,並無其它。但她卻認為,以上這些選舉、參與社會運動的舉措跟她認定的社工工作並無不同。她認為社工需有「社會」的視野:「就算是改變個人,社工也是在跟這個社會工作,絕對逃不掉。可是我們又一直掉,好像社工是一個真空出來的工作,怎麼可能!你可能在一個精神病院服務,就覺得你服務這個精神病院,你的世界就是這個精神病院。但每個進來精神病院的人背後都帶著一個社會;在社會局裡服務家暴的人也一樣,每個婦女背後都帶著一個社會。你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參與公共。就算是服務個案就是在參與這個社會,都在參與公共生活。個案化是逃不掉的,可是我們現在不斷把個案化區分出來,好像我們只服務這個個案,可是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跟他為何變成今天這樣,他的,我不喜歡講「問題」,因為有時候他的狀態不是一種問題,就只是他現在的狀態而已。然後你要去跟他一起工作,你迴避不掉阿,雖然個案工作,跟社區工作、團體工作沒有關係,但你的對象呈現的就是社會的樣子。社工界很多人只在乎服貿對社工產業,對長照機構,對醫療機構的影響,可是不在乎對社會會怎樣,很少人談服貿對我們要工作的對象,對原住民、婦女的影響是什麼。不踏出去了解社會,這太脫節了。 我覺得要先會當人,才能幫助別人。如果做為一個社工,對於在自己身上的壓迫是什麼,要怎麼爭取、要怎麼對抗都沒辦法知道,那你怎麼能看見在別人身上的是什麼?這是社工要關心社會的原因。社工應該要是個行動者。」 終章?迎向未知的人生,但無所畏懼 訪談最後,我問大樹未來有什麼規劃。她說:「沒有規劃。人為什麼一定要有規劃?人生很難說,可能突然來了個好機會,就變成接下來的規劃。」目前,她沒打算完成社工系的學業,因為該學的都學到了,自己很清楚人生要往哪個大方向就夠了。我又問,為什麼從求學過程到現在,你很多決定似乎都做的很義無反顧,沒有害怕、躊躇?大樹是這麼回答的:「因為對錢沒有焦慮吧。一方面父母親做農的,東西都是夠用就好,這個價值觀影響我很深。第一次高中休學去工作,賺到錢想學同事買禮物給爸媽,但是他們也不太喜歡多餘的東西,所以,我也沒有覺得要賺很多錢讓爸媽高興。另一方面,我有工作的經驗,所以對自己賺錢的能力有信心。錢不夠,就再去賺。別人講什麼我不太在意,所以對未來沒有恐懼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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